从西晋到隋时期的南中，有一个氏族被诸葛亮赏识，你知道吗？

两汉时代，通过部族-郡县的双轨统治的建立，在地方权力层面形成了国家与夷帅分权的结构。大致从两汉之际，大姓势力开始出现，“公孙述时

两汉时代，通过部族-郡县的双轨统治的建立，在地方权力层面形成了国家与夷帅分权的结构。大致从两汉之际，大姓势力开始出现，“公孙述时，大姓龙、傅、尹、董氏，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，乃遣使从番禺江奉贡。”表明公孙述时，牂牁地区大姓已经拥有一定部曲等军事力量。至于㸑氏，《三国志·李恢传》:“李恢字德昂，建宁俞元人也。仕郡督邮，姑夫爨习为建伶令，有违犯之事，恢坐习免官。太守董和以习方土大姓，寝而不许。”其事在汉末，当时㸑氏已经成为建宁地区的“方土大姓”了。据《后汉书》记载，益州郡滇池周边“河土平敞，多出鹦鹉、孔雀，有盐池田渔之饶，金银畜产之富。人俗豪忲。居官者皆富及累世。”表明益州郡（后改为建宁郡）地区土地肥沃、物产丰富，仕宦者累世拥有巨额财富，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亦有相似记载：“益州西部，金银宝货之地，居其官者，皆富及十世”。魏晋之际有学者亲历南中，其笔下《永昌郡传》：“建宁郡在朱提之东南六百里，土气和适，盛夏之月，热不郁蒸，猛冬时，寒不惨憟。”，在游历者看来，建宁地区土壤、气候十分适合农业生产；晋人郭义恭所撰《广志》，杂录前代诸书，记载南方风土物产，尤其以农学知识为史家留意，其笔下建宁郡为：“建宁郡，其气平，冬不极寒，夏不极署。盛夏如此五月，盛冬如此九月，天下之大异地，海内唯有此。按月令记，五气中之位宜在西南。如此，岂当土行之方，戊已之域乎。”郭义恭除了记载建宁郡气候适宜外，更是引用农书，力证建宁郡最为适合开展农业。以上所记益州郡或益州西部地区都是㸑氏主要活动范围，此时期㸑氏可能依靠传统农业和丰富物产，凭借其掌握的大量移民作为依附人口，首先建立起经济上的优势，从地方社会中逐步壮大。从时间看，㸑氏大姓形成虽比牂牁诸姓较晚，但仍应在东汉中期后形成一定势力。从前引史料看，此时，㸑习作为本地人担任了建伶县令，已经进入国家统治机构，其姻亲李恢家族，也在本郡担任督邮，表明㸑氏已经形成了具有官僚背景的家族交际网络，他们在建宁这个偏远之地担任官职，互相庇护，从即使郡太守董和也不得不忌惮其势力。在其家族兴起之初，㸑氏就十分重视进入国家政治秩序中，跻身本地官僚，并通过婚姻等手段，在建宁郡地区形成有影响力的家族网络，身为方土大姓，又在本地为官，使㸑氏很 早在地方社会中拥有强大的影响力。在诸葛亮处置南中事务时，㸑氏亦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，史载诸葛亮“分其羸弱配大姓焦、雍、娄、㸑、孟、量、毛、李为部曲，置五部都尉，号五子，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。以夷多刚狠，不宾大姓富豪，乃劝令出金帛，聘䇿恶夷为家部曲。得多者奕世袭官。于是夷人贪货物，以渐服属于汉，成夷汉部曲。亮收其俊杰建宁㸑习、朱提孟琰及获为官属，习官至领军，琰辅汉将军，获御史中丞。”前文提到此措施对于蜀汉控制大姓，并通过大姓控制其大量依附人口的作用，但此举也使得大姓的部曲、依附人口合法化，㸑氏由此得到很大的发展。㸑氏此时期成为南中最重要的大姓之一，拥有大量夷汉部曲，㸑习本人也受到诸葛亮的赏识，后率部曲随诸葛亮北伐，㸑氏在政治秩序中继续发展。与此同时，随着夷民部曲的加入，㸑氏由汉人大姓，转变为拥有夷汉混合武装的地方豪强，这也是㸑氏夷化的开始。尽管㸑氏较早成为大姓，但在蜀汉时期，尚未能称霸南中。在曹魏灭蜀之后的一百余年，风云变幻，㸑氏逐渐崛起。毫无疑问的是，交趾战后，南中大姓的实力受到较大损耗。太康五年（285），西晋罢宁州、置南夷府，史载：“以天水李毅为校尉，持节统兵，镇南中，统五十八部夷族都监行事。每夷供贡南夷府，入牛金旃马，动以万计，皆豫念羡致校尉官属；其供郡县亦然。南人以为饶。自四姓子弟仕进，必先经都监。”诸葛亮对南中政策的重要调整就是扶持大姓，打破了旧有的国家与夷帅分权的格局，将大姓华夷部曲合法化、开放仕进通道，使得大姓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，对夷帅的旧有统治权形成极大的限制，使得华夏化程度大大加深。但西晋政府试图在南中推行校尉府，强化了对夷帅和大姓的统治，特别是大姓子弟的仕进通道受到了严格限制，通过㸑氏在㸑习时代、交趾之战的种种表现，可以看出㸑氏乃至南中大姓对政治资源的渴望。西晋的本意是趁南中大姓力量受损加强统治，但一系列的措施不当却使得大姓与夷帅走向联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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